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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陈独秀提出的决议案，用瞿秋白的话来说：“只有几个与群众和党的生活没有联系的同志”，对决议中关于“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定之”一句，有过一些不同看法，“作出某种'不断革命’的暗示，但这种暗示很快就消失了”。

很明显，这个观点同陈独秀1923年的说法有某些相似之处。而与会的绝大多数人，包括瞿秋白等在内，都是赞同的这一观点的。他们并不同意泛泛地谈论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不断革命”。因为他们了解，以现有的力量对比，要想一举实现俄国1917年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飞跃，几乎是不可能的。国民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社会革命，确实要看国民革命中共产党自身的革命准备能至何种程度和当时的客观条件如何。

陈独秀的所谓三次“大让步”

 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无疑是中共历史上具有突出意义的一次旨在加强自身阶级性和斗争性的大会。不少对中共后来有重大影响的观念，如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等等，都是在这次大会上提出来的。何以不过一年时间，它就重新陷入妥协的泥沼，以致有了人们所谓的陈独秀的三次“大让步”了呢？这种转变之突然，同样有些让人难于理解。

陈独秀的第一次“大让步”，指的是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夕向国民党右派妥协，破坏了广东党组织以共产党人和左派占据国民党中央绝对多数的选举计划。其实，作出这一判断的前提是颇值得考虑的。即，能否认为以共产党人和左派（事实证明国民党内部几乎没有几个确定的“左派”）来占据国民党中央肯定是一个好计划呢？是否占据了国民党中央就能够阻止发生“三二0”事变，或其他旨在排除共产党控制国民党的类似事变呢？这是很令人怀疑的。

当时的形势是，中共四大之后，中共组织上迅速发展。从中共三大至四大期间，历时一年零七个月，党员由423人只增加到900人，不过1倍稍多。而从中共四大至1925年10月召开中共中央执委扩大会议时，不过9个月的时间，党员的人数就增加近两倍，达到了2428人。尤为重要的是，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前后，主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右翼势力公开分裂，在北京西山成立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此即后来史称西山会议派之前身），随后因上海的日本厂主和英国巡捕枪杀示威工人和学生，引发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五卅”运动，中国共产党得以公开打出自己的政治旗帜，极大地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

共产党势力与影响的迅速扩大，进一步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支持容共政策的廖仲恺遭到暗杀，国民党主要领导人胡汉民卷入暗杀事件，过去曾经被中共视为左派的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站到右派一边，公开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这在最初显然是鲍罗廷不愿意看见的。

还在1925年5月初，鲍罗廷与中共中央在上海开会，双方就再度发生严重争执。鲍罗廷坚持共产党必须把全部力量放到广州去做国民党的工作，即使损害其他工作也在所不惜。不仅陈独秀，就连共产国际在上海的工作人员也深感鲍罗廷要求过份。而讨论到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新选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员人数问题时，双方之间更是意见冲突。陈独秀提出7人，鲍罗廷却坚持不要超过国民党一大时的人数，说是“为的是不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争到最后，陈独秀不得不妥协至4人，鲍罗廷这才勉强同意下来。

鲍罗廷回到广州以后，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他利用孙中山逝世后自己在国民党领导层中的特殊身份，纵横捭阖，大刀阔斧，挤走了胡汉民，赶走了国民党内最高的军事领导人许崇智，把与苏联顾问靠得最近的汪精卫和蒋介石扶上了政治、军事领袖的显赫地位。因此，鲍罗廷胆子明显地变大了。不过陈独秀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他虽然肯定汪精卫、蒋介石是“左派领袖”，称赞他们“实实在在在那里代表中国民族的利益和英帝国主义奋斗，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反动的军阀奋斗”。但他对鲍罗廷必欲限制共产党的情况，始终难以释怀。注意到共产党影响进一步扩大势必会更加刺激国民党，导致国民党或共产国际反过来束缚自己的手脚。陈独秀再度明确提议：适当时机应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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